要實現產業升級，離不開人和技術的升級，產業工人與產業技術的升級路徑可以遵循何種路徑？ http://www.hk-ct.cn/
“金”藍領從何產生
技術工人短缺，而具備高級技術的“金”藍領尤其短缺，這是中國所面臨的一段時期以來，同時也將繼續延續很長一段時期的嚴峻問題。
數據顯示，我國目前有技術工人約7000萬，其中初級工所占比例為60%，中級工比例為35%，高級工比例僅為15%，而在西方國家，高級技工占技術工人的比例通常要超過35%，中級工占50%左右，初級技工占15%。
“技術工人的缺口主要表現在高級技工方面。”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丹輝向《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表示。
楊丹輝向記者表示，在我國的職業學校教育和工廠在職培訓兩方面均存在問題，均需有進一步的提升。
在職業教育方面，最成功的例子當屬新加坡。新加坡僅有5所工藝學院和4所理工學院,其培養的大批技能人才卻能支撐新加坡全部三次產業升級。通過與新加坡教育的對比，江蘇省職業教育中心的孫景民感觸頗深。
孫景民指出，首先，對比而言，新加坡的職業教育學校在選擇專業教師時更注重考查其專項的技術及工廠工作的經驗。其次，在國內，“長時間講理論，短時間實踐”的授課模式依然是主流，但在新加坡則更注重先會后懂的教學順序。最后，也是最大的差別則是培養模式的不同。新加坡應用了“教學工廠”的模式，將現代工廠的經營、管理理念引入學校,為學習者提供與企業相似的培訓環境和經驗學習環境,把教學和工廠緊密結合,把學校按工廠模式辦,使學生得以在一個近乎真實的環境中學習必需的各種知識和能力。
在職業教育本身存在的問題之外，國家的政策和經費支持也相對較弱，職業教育的發展需要更大力度的支持。
除了職業學校的教育，工人的在職培訓也是提升技術水平的重要途徑，而調動企業提供培訓的積極性并不容易，因此，許多國家在產業升級的關鍵階段都采取了一定的強制措施。
例如，丹麥頒布的第一個《學徒培訓法》就規定雇主有送學徒進入職業學校學習，并為學徒繳納全部費用的義務；1979年，新加坡經濟發展局設立技能培訓基金，雇主需要為低工資工人上繳工資數額1%的基金，政府可用這筆基金支付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訓練課程50%-80%的訓練費用。
中國恰恰還缺乏這樣的制度。專家指出，上世紀70年代的新加坡正處于從勞動力密集型經濟向技能密集型經濟和資金密集型經濟轉變的時期，與我國目前經濟的發展時期有相似之處，因此，新加坡政府強制企業推行培訓的手段對我們而言有借鑒意義。
反向創新的路徑探索
自去年12月1日起，我國對外商投資企業、外國企業及外籍個人征收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至此，我國內外資企業稅制實現了全面統一，外資企業在稅收政策上享受的“超國民待遇”徹底終結。這也被不少人看作“市場換技術”策略的終結。那么，在“市場換技術”之外，我們的產業技術升級還有什么路徑可以摸索？
“‘山寨’正是中國反向創新能力的異化，若能善加引導，有意識地善加利用，將有效實現中國的技術升級。”Frost & Sullivan咨詢公司的產業分析師曹寅向《中國產經新聞》記者指出，近年來諸多山寨產品在中國涌現，這一方面是技術盜版不尊重知識產權的表現，另一方面也同時說明中國破解新技術的水平非常高，具備基本的反向創新能力，即對既有高新技術消化的能力，但是同時在進一步創新形成自己的知識產權方面存在缺憾。
所謂“反向創新”實現技術升級并不新鮮，正是近年來在高科技產業發展勢頭迅猛的日韓所走過的路。以韓國為例，韓國的高科技企業針對自己所處的不同技術階段以及技術的知識特點，靈活地采用不同的技術學習模式和升級策略。例如，三星在80年代早期為美國通用電器進行OEM生產微波爐，在生產過程中學習制造技術，并分析設計原理，90年代初逐漸過渡到為通用提供ODM服務。最后，三星的微波爐開始占領大部分國內國際市場，成功實現OBM轉型。一些領域也已經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了不小的成就。
目前，中國也開始在這條路上慢慢摸索并已經開始取得了一些成功。中國高鐵技術的發展便是成功的例子。當年與中國簽下技術轉移的跨國高鐵公司如今悔不當初，它們沒有想到，短短幾年時間，中國的高鐵公司就消化并創新了它們轉讓的技術，并迅速成為他們在海外的低成本競爭對手。
“通過反向創新實現技術升級的關鍵是要具備后繼創新能力。”曹寅指出，山寨產品之所以被稱為“山寨”就是因為其技術完全是抄襲，沒有自己的創新，因此，在技術上就只能處于“跟隨”的地位，而不能實現在全球工業中技術地位的上升。“我國的創新能力仍嫌薄弱，例如，從技術創新度來考量的話，若中國的創新度為1，則韓國約為1.1，日本為4。”
有專家指出，之所以創新不足，很大的原因是缺乏對引進技術后的“消化吸收”的投入。2003年，我國工業企業引進技術與消化吸收費用的比例僅為1∶0.06，這與高鐵技術的研發投入相差懸殊，數字顯示，參與高鐵研發的企業，這一比例達到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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