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10年有太多的“物質”與“精神”需要建設,“物質”諸如住房,“精神”則似乎屬于“國學”。2010年的精神文明建設不時傳來“國學”教育的朗朗書聲,記憶猶新的還包括:企業管理的“智慧”、莘莘學子的勵志、長壽之道、養生休閑,林林總總,莫不與“國學”息息相關。以“國學”的名義真可以護佑我們的一生?從治病救人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抵抗西方文化入侵到弘揚失落的古老文明?從幼兒園的第一課到MBA? http://www.hk-ct.cn/

    在忙碌了一年之后,我們在年關歲尾聽到了另外的聲音。《山東商報》12月30日消息:山東省教育廳29日發出通知,要求中小學在開展經典誦讀活動時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此前由于甄別不夠,致使一些帶有糟粕性內容流入校園,扭曲了學生的價值觀念。接著,又有復旦教授嚴正指出,不加分別的國學教育無法讓青少年適應現代社會。當然,復雜的網絡也出現了復雜的猜測:山東教育廳此舉莫非是為了“推銷”自編的“傳統文化教材”?無論這一消息“背后”的故事還有多少,至少也是傳達出了一種新的可能:所謂“傳統文化”依然需要接受“現代”的考驗,“國學”本身也亟待從內容到形式上獲得刷新。

    近代中國的歷史表明,“國學”之出現,反映的是中國知識分子保存傳統文化的強烈意愿,但這樣的保存同時又具有現代世界的思路與眼光,正如第一個開辦國學講習會、倡導國學的章太炎先生所意識到的那樣:“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在這里,章太炎對“國學”的重視和他對世界形勢與時代特征的把握同樣地重要。正因為如此,當年太炎先生國學弟子中,赫然屹立著新文化運動的幾員大將與學人:魯迅、周作人、錢玄同、許壽裳……今天的人們常常以“國學”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動輒將國學的弘揚、文化的復興聯系到“五四”的所謂偏激與破壞,殊不知恰恰是五四一代開創的“現代”文化讓國學真正具有了走向世界的可能,也完成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故”的整理。“國學”之所以能夠在現代意義上成為“學”,就是因為它已經參與了現代文明的建構,不再是“古老”典籍的簡單繼承。當然,如今那種癡迷于故紙堆的迂闊之士并不多見,倒是“國學”的形式化、時尚化大行其道。“學者”明星化、“學術”利益化、“學習”表演化、“學位”官僚化,總之,以“國學”為名義的急功近利的社會現象正在流行,從某種意義上,這其實是對中國傳統學術堅實、質樸、謹嚴精神的莫大諷刺。

    魯迅說:“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魯迅是五四新文化的旗幟,也是現代國學的發揚者,因為他對“當務之急”有著切實的感受,是“明白人”做著“新國學”。2011的我們,不就需要這樣的“明白”,這樣的“新國學”嗎?